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团队梳理评估了“中国交通之治”的成效与经验、问题及成因，分析了疫情防控对交通运输治理的影响，提出未来应着力围绕树立“交通之志”、汇聚“交通之智”、完善“交通之制”、成就“交通之治”，加快推进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疫情防控 展现能力也暴露不足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交通运输行业主动担当、积极应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一断三不断”成效显著，应急运输畅通高效，复工复产保障有力，人民满意度和行业美誉度明显提升，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作出重要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交通之治”的有效运转和有力支撑。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治理理念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第一时间出台免费退票改签政策，有效引导人流错峰出行；开通“绿色通道”，对应急运输车辆实行“三不一优先”，践行“人民交通为人民”宗旨。二是在治理结构上，交通运输部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挂帅的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联防联控机制、复工复产机制，切实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部省联动、行业指导、属地责任，严格落实企业与个人主体责任；注重发挥行业自律、智库咨政、公众参与等各方面积极作用，形成了全民防疫、多元共治的格局。三是在治理规则上，坚持依法防控，严格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同时及时制定发布相关政策文件。截至目前，交通运输部以及部管国家局等以明传电报、通知、公告、指南等形式已发布规范性文件60多个。四是在治理方式上，“互联网+”、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无人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大显身手；通用航空、定制公交、“零接触”配送、智慧物流等新产业加快涌现；“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见面审批”“最多跑一次”等政府服务模式加速创新，治理智能化水平明显提高。
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治理理念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法治与信用观念还不够强，出现了违规阻断交通、乘客诚信缺失等行为；风险管理理念、底线思维有待增强，对生物安全缺乏科学认知；存在重应急轻预防现象。二是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还不完善。行业自律、舆论监督与公众参与等方面作用仍需加强；平安、绿色交通治理，特别是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仍是行业突出短板；少数干部担当意识和综合能力不够强，全社会现代交通文明素养有待提升。三是治理手段现代化水平还不够高。公共卫生安全应急领域的知识、技术、装备、政策等储备不足，智能化、数字化治理方式有待普及推广，“黑科技”应用还不够，财税、价格、经济激励、信用等政策工具缺乏。四是治理制度体系还不完善。交通运输法规制度的系统性、协同性和科学性、权威性有待增强，应急管理相关法规标准体系不健全，时效性和可操作性有待增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存在明显短板。五是治理能力不平衡问题尚存。尤其是危机应对能力保障体系建设亟待加强，不同地域、领域之间治理能力差异较大。
提升治理能力应把握机遇正视挑战
疫情大考将对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迫切要求交通运输行业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发展机遇主要包括：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按下“加速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党中央、国务院强力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步伐将明显加快，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将成为重中之重。二是协同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的社会共识增强。本次疫情防控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了新实践，强化了全社会命运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凝聚行业共识、专家共识、社会共识与国际共识，有利于形成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三是交通运输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迎来发展新契机。5G、无人机、自动驾驶、智能船舶、自动化码头等新技术，通用航空、定制公交、“零接触”快递物流等新产业，网上购物、网络会议、网上就医、移动支付、“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新模式有望得到井喷式发展，有利于交通运输行业强化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实现智慧治理。
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一是生物安全和高致病性病毒成为人类严重威胁。高致病性病毒造成的损失可能超过战争、恐怖袭击。我国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意大利、伊朗、西班牙、韩国等多国疫情快速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具备全球大流行特征。这要求交通运输行业统筹国际与国内发展大局、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二是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严峻复杂。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仍存在偏见。国内宏观经济短期内受疫情冲击大，未来可能出现多重风险叠加的严峻复杂局面，要求交通运输行业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配合做好“六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是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城镇化、机动化进程的加快推进，超大型城市、超高流动性与流行性疾病防治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钻石公主”号邮轮等疫情灾难事件全球瞩目，要求交通运输行业加强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建设，大力发展“韧性交通”，实现交通运输持续发展。
四个维度加快推进交通运输治理现代化
树立“交通之志”：着力提升现代交通治理理念。一是进一步强化“人本治理”理念。强化交通强国与健康中国的战略协同，系统研究交通运输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与对策，组织开展战“疫”一线交通人关爱行动，增强人民安全感和满意度。二是强化交通运输领域生物安全的责任担当。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将生物安全治理摆在交通运输安全体系的重要位置，致力于追求“零感染”的目标愿景。三是强化风险管理与“韧性交通”发展理念。充分运用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增强风险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精准性，大力发展“韧性交通”；研究制定交通运输行业疫情风险等级详细划分的实施意见，因地因时制宜，精准施策。四是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有必要针对重大疫情与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多重风险叠加“最不利情景”制定应急预案并实战化演练。
汇聚“交通之智”：着力优化现代交通治理结构。一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协同治理结构中的统领作用，建议建立重大风险防控的常态化协调领导机制。二是完善交通运输政府治理体系。深化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改革，构建科学规范的交通运输职能体系；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划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完善财务审计体系，强化应急防疫等财政保障，完善决策、执行、监督制约协调机制；加强精良专业的干部队伍建设。三是完善交通运输市场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创新市场监管模式，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四是完善交通运输社会治理体系。激发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活力，充分发挥部长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会、行业新型智库联盟等平台的专家资源优势，有效调动科研院所、高校等单位的创造性，积极咨政建言；完善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机制，开通监督电话，组织开展大调研、大研讨、大征文活动，建立交通志愿者队伍体系，广泛调动各方积极性。
完善“交通之制”：着力创新现代交通治理制度。一是强化交通运输治理现代化领域的顶层设计。完善行业现代治理战略规划体系，尽快制定出台法治交通、信用交通、标准化、安全应急等领域“十四五”及中长期专项规划。鼓励和引导交通强国相关试点省市、企业开展生物安全、“韧性交通”、现代治理等方面探索实践。二是深化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交通运输与卫生、公安等部门在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常态化协调合作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更大范围的综合执法或联合执法管理体制机制。三是完善交通运输法规制度体系。健全各运输方式配套法规规章，重点强化生物安全、应急保障、信用监管等职责要求，加紧开展《交通运输生物安全管理办法》前期研究；及时制定发布交通运输各领域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指南或标准；组织开展疫情影响及对策、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政策专项研究，建立政府政策需求与智库成果供给的有效对接机制；持续加强交通投融资政策、价格机制、减费降税等研究创新，打好政策“组合拳”。
成就“交通之治”：着力提升现代交通治理方式与效能。一是大力加强智慧治理创新。大力推广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无人机、自动驾驶、智能船舶等现代技术；加紧推动设立交通运输生物安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等领域科技重大专项，开展有关领域行业重点实验室和研发中心的申报认定工作；加快建设交通运输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大数据管理平台。二是全面提升依法治理能力。着力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能力，严厉打击交通领域涉疫违规行为，全面推进严格执法、全民守法。三是加快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制定并落实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建立疫情防控严重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制度，建立信用交通省、城市创建长效机制，完善全国统一的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平台，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四是强化现代交通文化引领。构建新时代交通精神和文化体系，完善新闻宣传制度，健全突发事件舆情监测和舆论引导机制，健全交通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交通话语体系。五是注重提升交通运输全球治理能力。鼓励更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结合当前疫情防控推介“中国交通之治”，开展合作交流。六是着力提升交通运输治理效能。强化制度执行力，建立交通治理能力“扶贫”机制；组织开展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着力提升疫情防控指挥系统决策力执行力；强化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争做预测预警“吹哨人”，勇当复工复产“先行官”。
